1993年,张学良首次见到冯巩,手中的佛珠突然滑落,沉默良久后问了一句话,得到确认后,老人眼圈红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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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串佛珠滑落的时候,客厅里没有人说话。
珠子磕在茶几的玻璃面上,发出一声清脆的叮响。
声音不大,但那一刻所有人都听到了。
坐在沙发上的老人没有弯腰去捡,他戴着茶色墨镜,看不清眼神,只是把脸微微侧过来,对着面前那个三十六岁的年轻人看了很久。
他问了一句话。
声音不大,有些颤。
“你……可是冯国璋的后人?
” 被问的那个人愣了一下,点了点头。
老人把墨镜摘下来,用手背揉了揉眼睛。
他的眼白泛黄,眼角有明显的老年斑,但那双眼睛在浑浊里忽然亮了一下,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很深的地方浮了上来。
“像。
”他说,“真像。
” 1993年7月28日,台北。
张学良坐在五弟张学森家的客厅里,手里捻着一串藏式小金刚菩提。
珠子在他指间一颗一颗滑过,节奏平稳,像一座走了几十年的老钟。
他九十二岁了,每天早上醒来要先花几秒钟确认自己在哪里、今天是什么日子。
糖尿病的并发症让他的视力越来越差,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。
窗外蝉声震天,台北的夏天闷热潮湿,黏在皮肤上像一块拧不干的湿毛巾。
他在这里住了很久了。
从1946年被送到台湾,到1993年,整整四十七年。
这四十七年里,他换过好几个住处——新竹井上温泉、高雄西子湾、台北北投,最后搬到郊区这栋普通公寓。
看守他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,从军统特务换成宪兵,从宪兵换成便衣警察,最后变成没有名义的“保护”。
他从来没出过门不用报备,从来没接过一通不被监听过的电话,从来没写过一封不用经人检查的信。
那串佛珠,是他被软禁之后开始捻的。
具体哪一年开始的,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。
大概是五十年代,刚来台湾那几年。
他被关在井上温泉的山里,每天能做的事就是看书、散步、听收音机。
收音机里播的是台湾官方的新闻,没什么可听的。
书是托人从外面带的,看一遍又一遍,封面都翻烂了。
后来有人送了他一串佛珠,他就开始捻。
捻着捻着,日子就过去了。
那颗绿松石隔珠已经被他捻得发亮。
菩提籽上的纹路被汗水和时间磨得光滑如镜。
他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拿起这串珠子,开始捻。
捻完一圈是108颗,再捻一圈。
一天要捻多少圈,他没数过。
反正日子长得很,不用数。
五十多年,佛珠没离开过他的手腕。
看守的人换了,住处换了,时代换了,只有这串珠子一直在。
它见证过他在井上温泉的山里种菜,见证过他在西子湾的海边散步,见证过他在北投的客厅里接待一批又一批来探望的客人。
它见过太多人的脸,听过太多客套话,滴过太多被憋回去的眼泪。
就在佛珠滑落的同一天,台北松山机场,一架从香港飞来的客机刚刚落地。
冯巩从舷梯上走下来,穿着一件白衬衫,藏青色西裤,皮鞋擦得锃亮。
这是他出发前妻子帮他挑的衣服,她说出门在外,得穿得体面些。
他拎着一个黑色旅行袋,跟在队伍中间。
他们来了二十多个人,有姜昆、牛群、黄宏、倪萍,都是当时大陆最红的曲艺演员。
1993年,两岸关系刚刚回暖,“九二共识”确立之后文化交流开始松冻,大陆说唱艺术团受邀赴台演出,在国父纪念馆连演好几场。
这是大陆文艺界第一批大规模赴台的演出团队,意义不言而喻。
冯巩那年三十六岁。
他已经从天津一个籍籍无名的曲艺学徒,变成了全国人民都认识的相声演员。
每年春晚,他都会站在舞台上,笑盈盈地对着镜头说出那句“我想死你们了”。
全国人民都认得他那张脸,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——他是冯国璋的曾孙。
冯国璋,北洋军阀直系领袖,当过代理大总统。
1919年在北京病逝,终年六十岁。
他死的时候,张学良十八岁。
两个人见过面。
那是在1918年或者1919年,张作霖带着儿子去天津赴宴,座上就有冯国璋。
张学良后来回忆,冯国璋个子不高,但很有气场,说话不紧不慢,字字有分量。
那天冯国璋只喝了两杯酒就开始咳嗽,张作霖问他怎么了,他说老毛病,不妨事。
没过多久,他就去世了。
七十四年后,他的曾孙站在台北郊区一栋公寓楼下,准备去见他当年同桌共饮的那位老人的儿子——不,不是儿子,就是那位老人本人。
冯巩从来不在公开场合提自己的家世。
他选择说相声,就是想让大家只记得他是冯巩,不记得他是冯国璋的曾孙。
说相声多好,能让人笑。
人一笑,就忘了你姓什么了。
他从来没见过冯国璋。
曾祖父死的时候,他父亲都还没出生。
他对曾祖父的全部印象,来自家族聚会上长辈们的只言片语,来自历史课本里那几行简短的介绍,来自那些泛黄老照片上那个面容冷峻的北洋军人。
他从未听过任何人亲口讲述那个人的音容笑貌——他走路的样子,他说话的语气,他拿起酒杯时的手指姿势,他咳嗽时微微佝偻的背影。
从来没有过。
直到那个下午,他在台北郊区一栋普通公寓的客厅里,见到了一个九十二岁的老人。
那个老人看了他很久,然后把墨镜摘下来,揉了揉眼睛,用带着东北口音的苍老声音问:“你……可是冯国璋的后人?
”冯巩点了点头。
老人沉默了很久,眼圈红了。
然后把手按在冯巩的手上,开始说话。
“你的太爷爷,我见过。
那是1918年,还是1919年,记不太清了。
我当时十七八岁,跟着父亲去天津赴宴。
你太爷爷也在场。
他不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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